2021年正值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全球绿色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复苏的共识。2020年，欧盟、日本、韩国等主要经济体均相继宣布在21世纪中叶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，其他近110个国家也都随即做出同样的零碳承诺。2020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强调要“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”2020年12月，联合国及有关国家倡议召开的气候雄心峰会上，多国呼吁要切实行动起来完成“碳中和”事业，将绿色低碳呼吁推向高峰。

　　就国内而言，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亦可称为我国发展的“碳中和”元年。2020年“2060碳中和”目标与“2030碳达峰”目标提出后，2021年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把“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”作为2021年重要工作任务，中国人民银行也首次以“碳中和”为目标和导向，完善和调整金融政策框架和机制，积极推动金融资源逐渐向绿色领域倾斜，特别强调要“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”为保障“碳中和”目标的实现做好金融工作部署。这既体现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，也符合我国要走以低碳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方针。金融支持经济转型，绿色金融推动绿色经济落地生根。在“碳中和”的长期发展目标下，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创新步伐，引导绿色金融服务于绿色复苏和绿色低碳发展，进而推动新时代全面绿色经济社会的进程。

　　一、注重建章立制，谋划更高水平绿色金融发展

　　推动更高位阶立法，制定出台新时期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，明确“碳中和”目标下符合国情、省情的绿色金融政策。各地应紧扣“碳中和”目标，积极研究、吃透用活国家层面关于绿色金融政策规定、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抓紧制定相关绿色金融实施意见和行动方案，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政策制度体系，进一步加强细分政策的整体性、系统性和协调性，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方式的保障。完善组织体系，成立绿色金融领导小组，加强绿色金融管理能力，明确绿色金融各项服务职责，落实各级专职绿色金融经营团队，确保各级专门机构、专门人员，专心致志做好绿色金融服务工作。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考核，根据绿色发展的新趋势、新要求和新特点，完善优化目标责任制，将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纳入机构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，加大绿色金融差异化考核力度，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。完善绿色金融统计指标体系，细化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，形成一套规范化、标准化和程序化业务操作流程，并不断优化和丰富系统应用模式，促使评估和统计更加科学规范。通过完善政策制度、建立服务体系、优化考核机制、改进营销模式、创新绿色产品，确保绿色发展战略落地生根，为实现更高水平建设提供坚实金融保障。

　　二、强化政策协同，保障高质量完成“碳中和”目标

　　各级政府要围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协同机制，将绿色金融具有的正外部性内生化，增强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。加快研究出台绿色发展规划、绿色投融资规划、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等政策，积极营造有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。加大绿色金融政策扶持力度，激励引导资金更加快速、准确、高效地向绿色低碳项目聚集，实现金融资源与绿色产业有效对接，切实做实“绿色”基底，助力完成“碳中和”目标。充分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力，发挥产业、金融、税收、环境等政策支持和各类政策的协同作用，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、金融机构差别化奖励补贴、提供风险补偿与设立担保基金、贷款贴息、差异化风险权重、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等激励措施，不断增强绿色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的适配性，鼓励引导金融机构、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强化对绿色金融的支撑，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力量。监管部门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各项政策要积极对接，真实有效监测客户环境和社会风险变化情况。进一步明确和统一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和气候投融资产业范围，做好绿色金融标准相互衔接，指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围绕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重点领域，开展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，并逐步同国际标准接轨。

　　三、推进“绿色投放”，支持产业结构更深层次调整

　　要提前规划明确绿色信贷导向，制定绿色信贷发展要求，加大对绿色信贷投放的政策倾斜，指引金融机构集中引导和优先配置绿色贷款规模，确保绿色信贷增速。聚焦绿色制造、绿色能源、绿色农业、绿色交通、生态旅游、节能环保、创新平台等绿色产业，建立绿色信贷项目库，落实重大项目营销和重点客户管户责任。金融机构要加大差异化信贷政策力度，综合运用技改贷款、并购贷款、中期流贷等产品，支持新材料、生物健康、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，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并购扩张，积极支持具有比较优势、与消费升级相适应的传统行业绿色化改造，支持“专精特新”小微企业加快发展。鼓励发起设立绿色产业基金，结构性满足绿色交通、绿色能源、绿色制造等重大绿色项目的前端融资需求，加大重点领域资金供给。要加快实施差异化授权。省级分行对绿色试点分行差异化授权，进一步扩大对绿色专营支行的信贷审批转授权、信贷审查流程、行业信贷政策等权限。与此同时，实施绿色差异化定价政策。发挥国有大行资金资源优势，采取差异化资金定价标准，根据不同绿色行业分类分档设计优惠利率，为主动进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，推动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。

　　四、加强资源配置，提供更深层次绿色金融服务

　　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发展战略、经营特色、风险偏好等因素，设立绿色金融发展专营机构，通过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和绿色经营机制，自上而下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。建立更加有效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模式，从信用评级、评估认证、资金定价、绩效考核、产品创新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。不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，在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，在授信测算、信用方式用信、小额绿色技改贷款等方面进行创新，加大对绿色项目企业的支持力度。持续创新迭代金融产品，探索创新碳排放权质押融资、能效融资、环境权益类抵质押、气候债券、收益支持证券等绿色金融和低碳转型产品。深入挖掘节能环保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绿色制造、绿色建筑等产业绿色金融需求，推进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，丰富期限类型和担保方式，构建体系完备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。全面落实中国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最新绿色金融统计政策，进一步夯实绿色信贷数据质量管理基础。加强绿色项目和低碳转型项目的风险管理，研究开展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的风险压力测试。

　　五、深化国际合作，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化发展

　　2021年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，“加大应对气候变化，推动可持续发展，关系人类前途和未来。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，必须开展全球行动、全球应对、全球合作”。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，人类命运与共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，积极参与和引领以绿色低碳经济为新导向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。在此形势下，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。因此，要加强与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，积极参与全球统一的分类标准及环境信息披露标准的研究与制定，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化发展，逐步缩小中国和国际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差异。高度重视国际绿色、气候和环境基金，并积极引进这类基金，加大对绿色项目和低碳转型项目的支持，扩大国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绿色金融投融资范围。学习借鉴国际项目经验，加快特色产品创新，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，从国际机构获取低成本绿色金融资本。学习先进的气候投融资、环境风险管理技术，开发放灾基金、绿色衍生品等金融工具，开展压力测试等金融服务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海外投融资的不确定性能力，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和抵御风险水平。